“二打六”在中山市圣贤山庄鬼城。受访者供图
“二打六”成员。从左到右依次为刘奎纬、潘学城、林超文、陈艺儿、黄海清、黄秋霞、苇风。
那道门，他是从底下钻进去的，贴着地，两腿蹬直，碎石渣子硌红手臂。
他是最后一个，门里已有好几个同伴，还有他刚刚塞进去的水、睡袋、帐篷、便携燃气炉、茶壶和食物。
9月里一个酷热的下午，距离广州中心城区30多公里的花都区山前旅游大道只有零星的车辆驶过。没人注意到，有几个人潜入街边围墙后的世界。
那里的景象十分魔幻。刺目的阳光穿过云层，照向草丛中锈迹斑斑的栏杆。不远处有几栋别墅，城堡造型，水泥外墙，窗口没玻璃，黑洞洞的。四周只有蝉鸣，没有人，到了晚上，这里漆黑一片。一个专门的地理学名词形容这样空置或废弃的城区——“鬼城”。
在过去的5年里，以黄海清为首的“二打六”艺术家团队闯入全国30多个鬼城，喝茶、做饭、过夜……把日常生活移植到鬼城，又通过艺术展览把鬼城拉进都市人群的视野。
睡完鬼城，他们回到现实世界经营各自的生活与艺术空间。最初的7名成员如今还剩下4人，忙着为10月下旬的鬼城主题展览准备新的作品。
没有人忘记最初的口号：要睡到全中国没有鬼城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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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都区的这处鬼城对来访者并不友好。黄海清每走一步，都不得不挥起长柄伞，拨开疯长的杂草。
这里临近芙蓉嶂水库，散落着形态各异的别墅，大部分是初具雏形的水泥毛坯，有几栋刷着米黄色的漆，阳台装了罗马柱。还有几处未封顶的框架，承重柱的位置裸露着几束钢筋，戳向天空。
登上高处，才勉强看清这片建筑群的全貌。根据楼盘广告的描述，这里占地多亩，一共有栋欧式别墅，每一栋都带有开敞的前庭、围合的后院和超大的地下室。那几片没有房子也没有高树的荒草地，应该是广告里的私家停机坪和高尔夫球场。
“太浪费了！”黄海清5年前来过，也是这样感慨。当年“二打六”为了生火做饭垒起的砖块还在原地摞着，旁边一棵小树，当时半米多高，现在枝条伸进别墅二楼阳台。
年秋天，收到南京艺术学院第三届“复调·中国艺术生态调查展览”的邀请之后，黄海清、林超文、刘奎纬、潘学城、陈艺儿、黄秋霞、苇风这几个职业画家，决定以“二打六”团队的身份集体完成一个作品。
在粤语里，“二打六”是小喽啰、小角色的意思。他们常常用广东话把“艺术家”说成“艺术渣”，定下这个名字也有一种自嘲的意味，“就是一帮无足轻重的人，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。”黄海清介绍，在以广州美术学院为主流的广东画家圈子里，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的他们挺边缘，作品不受重视，想法也不被认可，“干脆就去瞎搞一番”。
那几年，广州的物价和房价都在飞涨，原本4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，过个年突然就涨到了10元。讨论方案时，鬼城这个议题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那么多人买不起房子，却又有那么多房子烂尾或空置，“既然有房没人睡，那我们就去睡一下吧”。
虽然都是油画方向出身，对“二打六”这帮人来说，行为艺术和架上绘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创作和表达。这一次，他们的画布是鬼城。
南京的展览开幕当天，“二打六”没有一个人在现场。他们身处南京禄口的一处鬼城。当时还没有直播平台，他们买来监控摄像头和信息卡，把活动影像实时投影到展厅的一面墙上。
在一排排铁盒一样的烂尾楼前，他们生火，把水烧开，用砖头垫起小桌板，把广东人钟爱的茶具摆上去。鬼城里来了人间烟火，看上去是一幅怪诞的画。潘学城解释，这种对比和反差感正是他们想要呈现的，“就让大家去思考，为什么在人住的房子前，人的存在却显得格格不入”。
那次展览持续了一个月，他们以广州为起点一路北上，跨越了大半个中国，睡了10多个鬼城。他们躺过亚热带的红土地，闻见了鄂尔多斯的煤味，来到江西婺源时，身后的烂尾楼都建着精美的马头墙。
每一座鬼城背后都有故事。虽然在规划行程时查过资料，现场带给他们的震撼还是超出想象。
在惠州，他们见到了“为拆而建”的鬼城。整个村子搬空了，只剩下四五层的小楼密密麻麻地排列着。当地村民听说要征地，往自家地皮上疯狂加盖，等着政府按照面积来赔付拆迁款，结果规划没来，楼就扔在那里了。
到了中山圣贤山庄，他们被雄踞在山上的庞然大物镇住了。那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烂尾项目，原打算建成“中山地标式建筑”。水泥钢筋结构已完工，“人站在底下就像蚂蚁一样渺小”。根据网络可查的资料，这里年开始动工，年主体建筑基本完成，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完工。在年的中山“3·28”招商会上，圣贤山庄还被列为境外招商项目，后来就没了下文。
“到一个地方觉得已经很大了，到了下一个地方就是‘哇，这个更大更猛’。”黄海清说，等他们来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，“基本上整个人都崩溃了”。车窗外掠过黑森林一样无边无际的空置楼群，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。这里的鬼城现象曾被美国《时代》周刊报道过，随着煤炭业的衰落，当地人口大量流失，很多开发商跑路。有数据显示，年该市房地产开发施工面积为.4万平方米，而近几年的竣工面积加起来不超过万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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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趟鬼城之旅，“二打六”去了6个人，挤进一部车，后备箱塞满，踹几脚才能盖上盖。大家一路聊天、唱歌、吃辣条。唯一不轻松的是黄海清，作为唯一有驾照的人，他有时一天要开十几个小时车，“开到脸都绿了”。
遇上查车，他们就抱起睡袋，盖住缩在陈艺儿腿边的黄秋霞，从窗外看，不超载。
在赶赴下一个鬼城的途中，他们在服务区搭帐篷，每隔两三天才能住一次酒店，人洗澡，设备充电。那是一个月里为数不多的舒适时刻。鬼城不好睡，早上五六点阳光会把人照醒。有一回在郑州，半夜下起雨夹雪，冰水透过了睡袋，他们逃跑了。
自称“长得像钟馗”，林超文通常负责守夜。其他人钻进帐篷睡了，他就坐在营地外围守到两三点，身旁放着一把40厘米长的劈柴刀。
鬼城里当然没有鬼，但林超文说“有也不害怕，可以平等地交流”。他更担心人，除了要小心避开保安，他们还撞见一帮人藏在废宅子里赌博，见过吸毒者留下的针筒。
有一次在安徽，刘奎纬前去一个鬼城踩点，刚翻进围墙，就发现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拄着拐杖看着他，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几只鸡从他们中间跑过。为了缓解尴尬，刘奎纬把手背到身后，假装自己前来视察。往里走，他看到有不少农民工住在这儿，有人拉起绳子晾晒一家老小的衣物，还有做饭的厨房。
“二打六”团队最终放弃了这里。刘奎纬却觉得欣慰，“他们才是真正住鬼城的人，他们住得比我们好”。
大部分鬼城没有人，夜晚没有灯光，月光很亮。林超文在寂静中陷入思考，他读过一条年的报道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对媒体说：“有研究数据显示，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。这意味着现在中国两倍的人口也装得下。”
“这么多的房子空着，那么多人又为了买房努力一辈子，甚至抹掉理想。”林超文非常难受，走进鬼城让他对这种浪费有了更具体的感知，“还有那些建筑工人，鬼城里面的每一面墙都是他们一砖一瓦砌起来的，但他们可能花几十年也没法在城市里真正安家。”
这些思考让“二打六”后来的作品更加充实。年，他们在河南封门村的鬼城挑了一块砖，用电锯切碎，再将碎片、颗粒黏合成一款新砖，在北京的一座美术馆里展出。
年，他们从各地鬼城收集建筑工人留下的布鞋、毛巾、草帽和手套，用水泥重新雕塑，标识来历，像文献一样展出。他们还用中国传统的拓印手法，把在鬼城捡到的废弃物件变成一幅幅水墨画作品。
这套听上去意境优美的拓印作品包括现场“胸口碎大石”。林超文仰面躺在展馆的长凳上，胸前铺好宣纸。鬼城捡来的砖涂了墨放上去，刘奎纬挥起大木棰，一砸就拓印出一个砖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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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受到作家韩寒影响，刘奎纬觉得自己有点“愤青”，他经常在微博上刷社会新闻，围绕社会问题进行创作。准备毕业绘画时，他的构思是：未来全球气候变暖，人类不再需要穿衣服，身上唯一的遮盖物是过滤有毒气体的口罩。
为了说服潘学城和林超文当模特，他请两人吃了一顿酸菜鱼。不过后来，两个模特谁都不愿意脱光。最后在刘奎纬的画上，未来的人类站在冰川或荒原，身上留着口罩和裤衩。
他们3人还有陈艺儿是大学同班同学，也是班里为数不多选择职业艺术道路的几个。年毕业之后，同学大多去当教师，有一些考上公务员，还有几个回去继承家产。
林超文害怕按部就班的生活。他留着一头长发，从初中开始思考人生，结论是没有什么盼头，考虑出家。后来他遇到了画布，就一头钻了进去。“我有自己的路，干吗不去走？路上会有遗憾，但起码我来过，我是为自己活的”。
对潘学城来说，画画意味着自由。提起画笔，蘸上色彩，落下的每一笔都不可预知，也不可复制。他不想做循规蹈矩的工作，不喜欢“重复重复再重复”。
为了争取展示和推广作品的机会，他们经常背着一沓打印在A4纸上的作品小样去画廊毛遂自荐，“要不然怎么可能轮得到你”。和同门师兄黄海清、师妹黄秋霞还有策展人苇风组成“二打六”，就像是互相支撑、抱团取暖。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想方案，以集体的形式做作品，从架上绘画扩展到装置、雕塑和行为艺术。
根据年的数据，全国共享单车用户数激增%，野蛮生长的问题也随之显现，在广州，“二打六”成员见到许多被毁坏或丢弃的共享单车。有的扔在那里无人问津，甚至堆成了“坟场”，还有一些被人为损坏，随意丢进河道。
“共享时代变成垃圾时代”，年，名为《共享时代》的行为艺术作品由此得来。黄海清他们穿一身黑，赤脚下河，从河道垃圾中把共享单车打捞起来，再用特大黑色塑料垃圾袋包裹，运到展览现场，让这些“遗体”陈尸在美术馆。
那时距离ofo小黄车停运还有2年。现在回看，刘奎纬觉得，艺术作品有时扮演先行者。如果日常的工作是人类发展的流水线，那么艺术更加前卫、创新，通过不断地尝试和探讨，艺术也许能提供看世界的新角度。
“我希望我们有力量，但它非常微弱，很多时候只够把问题提出来。”黄海清说，他希望更多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