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十一前后，上海盲人按摩店店长王亮亮做梦都在开会，一遍又一遍，和店里的盲人师傅探讨，如何在门店PK中获胜，业绩做高。新的疫情发展虽然对门店有些影响，但再也不会像春天的封控那样停滞，“只要开起来，我们都能干起来。”他说。
年，疫情多度蔓延，多座城市或静默、或封控。社交媒体上，我们听到了一个个普通人的声音，但没有发声渠道的弱势群体的处境，还并没有被充分听到。在这篇报道中，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的万盲人群体。
其中9万盲人（包括半盲和全盲）生活在上海。心理咨询、钢琴调律、电话接线、无障碍标注......在大都市里，盲人的职业选择变得多样，但按摩还是最多盲人选择的职业。年的春天，在中国最发达的都市，他们曾完整经历我们经历过的现实。
在困境之中，他们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，利用有限资源开展自救。他们得到了很多善意，也将善意传递和反哺给别人：做志愿者，免费为邻里按摩，将数量不多的物资分给更紧缺的人。在这些时刻，强弱关系发生了逆转，社会眼光中的“弱者”变得强大。我们相信，即便过去大半年，他们的故事仍给我们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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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个盲人宿舍的3种居家生活
樊东城一天24小时都在给客人按摩。这不是夸张说法，他做梦的素材仍是白天那套工作流程：推、拿、滚、揉，按肩颈20分钟，移到背和腰，20分钟，再移到腿10分钟，头部10分钟，大多数时候都用手掌，有时候换到多指，有时候换成拇指。拇指怎么发力，借力点在哪里，用什么角度，都有讲究。
他做盲人按摩没多崇尚的理由，就和大多数打工人一样，他在和我交谈中说了三次，“说白了，都是为钱而服务”。他边说边自己笑起来，觉得自己用词太俗了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：他入行15年，结了婚，生了一儿一女，90%的收入都打回家。
樊东城所在的小区是全上海最早一批被封的。3月13日那晚，要进小区时保安提醒他们，说从今天开始就要隔离了。他之前从没被隔离过，那时他想的还是：第二天上班怎么办？毕竟，他们的收入，依赖提成。不能上班=收入为零，一个简单的公式。顶多隔离两星期，他安慰自己。然而两星期复两星期，就这样过了两个半月。
最初几天，樊东城和他的舍友们都没那么焦虑。他觉得盲人反而有优势，更能习惯居家的生活。“正常人我要逛街，我要旅游，我要踏青，我要聚会”，他们当然也想，但每次去都得有明眼人同伴陪着，久而久之也觉得不好意思。他每天在室外的时间就两个15分钟：上班路上15分钟，下班路上15分钟。上班那趟见见阳光，没了。
樊东城的宿舍，是“居家躺平”的代表。他“吃完睡，睡完吃”，偶尔和舍友一起打个游戏。说到游戏，樊东城兴致很高，他默认我不懂盲人是怎么打游戏的，主动解释起来：手机屏幕显示的图片、文字或数字，都可以用语音朗读的方式读出来。玩个斗地主，他们只要读过一遍，就能把牌全记住了。
但独独不能按摩了。24小时困在宿舍里，游戏打累了，他就打电话找朋友聊天。过去15年里，按摩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。早上10点按摩店开门，常常半夜后才能回家。上钟时，他们给语音倒计时表设好时间，每隔10分钟就提示一下，截止到设置的终点。他没有哪一年休息超过一个月。一下子闲了下来，他心里反而空落落的。总把挣钱挂嘴边的他甚至想，只要让我工作，不给钱都行。
上海封控后，感智按摩店的部分员工呆在店里，部分员工封控在宿舍中
也有的盲人师傅的宿舍靠近黄浦江边，他们说，他们怀念在黄浦江边散步的夜晚，听流水和船只的声音。
樊东城所在的感智盲人按摩店，在上海共有36家门店，3月中旬全部关门。既然不能营业，不如将这段时间用来培训。苟胜利管理的浦西总店，就成为了浦东员工培训的地方。还没学几天，3月28日，上海宣布以黄浦江为界，分区管控。一觉醒来，15位浦东员工回不去了。“总要有人跟他们在一起”，苟胜利带着这么15号人，最大60多岁，最小不到20岁，就在店里住了下来。店成为了他们的宿舍。
苟胜利今年51岁，19岁失明，此后做了25年按摩，从小技师一步步做到店长。大多数时候，他讲话也像个店长的样子，常挂在嘴边的词是“社会责任感”“教导型企业”。但讲起隔离在店里的第一周，他像在讲一段少年的冒险经历：
门店有厨房，有洗漱间，晚上就直接睡在按摩床上。店有平米，他甚至可以每天在店里遛弯、做俯卧撑。有的小姑娘开了房间里的音响，带大家跳广场舞。虽说看不见，大家都手舞足蹈，个个都发明了原创的舞蹈动作。
盲人按摩之外，他们还兼做艾草养生。走进门店时，首先会闻到一股艾草的味道。门店里光线并不充足，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印象。但对盲人们来说，这些光亮已经足够了。樊东城之前在一家位于地下室的门店，整天见不到光不舒服，就申请换来了苟胜利的门店。
偶尔，苟胜利也会担心隔离在宿舍的员工们，就每天在